矿山生态修复是指坚持以自然恢复为主，按照生态环境建设标准的要求，通过科学、系统的修复工程对矿业活动造成的生态系统退化以及生产安全隐患等问题进行治理，主要解决废弃矿区地形重塑、土壤重构、污染防治、植被恢复、地质灾害等生态环境问题，使废弃矿区恢复到原自然生态系统或重建为特定用途的人工生态系统，从而恢复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和功能，以达到废弃矿区生态环境以及土地资源利用的可持续良性发展的最终目的。
近年来，因矿产资源的过度开采，对原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破坏。在将矿山生态修复摆上首要位置的同时，我们更需要了解应该由谁去承担矿山生态修复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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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我国经历了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体制改革的双重变化，大量企业所有制发生变化，法律责任主体发生了转移，但这类企业对其前身已经发生的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并没有概括继承，加上不少企业关停或在市场竞争中淘汰出局，导致所遗留的环境问题成为“无头案”。
因此目前我国的矿山体系主要由废弃矿山补偿和新建、正在开采矿山补偿两部分组成。弃矿区和老矿区的生态环境补偿由政府通过建立“废弃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基金”来实现；新建、正在开采矿山造成的生态损害由企业100%承担修复治理责任。
球王会梦想是美好的，但现实一般很骨感。企业100%承担修复治理责任的机制固然美好，但“低成本污染矿业电磁污染，高成本治理”是长期困扰我国环境治理的主要矛盾。相比于高昂的环境治理费用，企业更愿意为环保机关采取的象征性行政处罚买单。这无疑会促使这些企业无视法律，完全抛弃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球王会让人欣喜的是，近年来工矿废弃地复垦和生态恢复已经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2019年12月17日自然资源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修订草案）》（以下简称《矿产资源法（修订草案）》或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草案以专章形式专门规定矿区生态修复，矿山生态修复进入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法治化时代。该草案第34条规定：矿业权人应当履行生态修复义务，按照矿业权出让合同和矿产资源勘查方案、开采方案开展矿区生态修复工作，边生产、边修复。矿业权人的生态修复义务不因矿业权的灭失而免除。
球王会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工作矿业电磁污染，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该规定明确了矿区生态修复义务和修复要求。矿山生态修复进入了从“谁污染，谁治理”到“谁开采，谁治理”的时代，大幅提前了环境治理的时间节点。做到开采和治理同时进行，以此制约采矿权人对采矿区环境的保护、恢复和治理。
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是，草案第35条规定的生态修复义务主体是否涵盖了所有应然层面上承担修复义务的责任主体？
根据《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及公民个体均有保护环境的义务。承担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应当是包括了国家、社会和个体三个维度的综合治理主体。
首先，政府的矿山生态修复义务不应当仅仅是前述的遗留矿山生态修复矿业电磁污染，更应该是预防生态环境风险及保持生态环境质量。草案第35条规定：采矿权人应当依据国家有关规定，按照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矿区生态修复资金，专项用于矿区生态修复，并计入企业成本；36条规定：采矿权人应当在矿山闭坑前或者闭坑后的合理期限内完成矿区生态修复工作，并按照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验收。间接地规定了政府应当履行的保证金监督管理和验收等程序把关责任。
其次，除政府的修复义务外矿业电磁污染，草案第35条仅规定了矿业权人的修复义务。原国土资源部颁布的《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办法》（国土资规[2015]6号）第1条明确矿业权人包括探矿权人与采矿权人。因此矿山生态修复的首要责任人便是探矿权人和采矿权人。但是现实生活中存在实际损害人和矿业权人不一致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由矿业权人承担修复义务有违《环境保护法》第五条“损害担责”的环境法基本原则，因此矿业权人承担责任后可以获得向实际损害人的依法求偿权。
最后矿业电磁污染，根据《土壤污染防治法》第3条和第45条，国家鼓励和支持第三方机构或个人自愿参与实施矿区生态修复工作。矿产资源的财产价值属性和生态环境属性既相互促进又相互矛盾，在矿区生态环境修复中可利用矿产资源的两大属性之间彼此促进的关系推动修复工作，利用其财产价值属性吸引具备生态环境修复能力的第三方参与矿区生态环境修复，并以矿区矿产资源的经济价值作为其在修复完成之后的回报。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恢复矿区生态价值，实现政府与社会在矿区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良性互动。
球王会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是一件关系到全社会的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只有建立起企业、政府、社会公众的全民参与机制，才能实质性推动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事业的发展。
